美麗新視界

我學的是電機，一直在教計算機科學，有文章在副刊上發表，已經不容易。聯經出版社居然肯將我的文章彙成一本書出版，對我來講，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如果以“小人得志”來形容我，我也會欣然接受。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晚上看電視，電視節目大概是介紹文藝作品的，不知何故，主持人提到“作家”李家同，我的同事當場笑得差一點從椅子上摔到了地上。也難怪他，雖然我寫了一輩子的學術論文，寫副刊的文章卻是最近的事。常有朋友問我，寫論文和寫文學作品，那一種比較難？我想兩種都不容易，可是對我而言，寫文學作品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很多文章都是我的親身經驗。
我的指導教授是一位盲人，我一直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同時我又感到國內教育界對盲人的種種歧視，使我決定寫“我的盲人恩師”。我從此交到了不少盲人的朋友。至於“我的媽媽來看我”，也是我的真實故事，大學時代，我常去監獄服務，和受刑人頗能打成一片，在籃球場上，一位年青的受刑人問我“血盟”的近況如何，有沒有成長，我才知道他們一直以為我是血盟的弟兄，可是我對幫派毫無觀念，回到學校，終於找到了一位和太保們有來往的同學，發現血盟是個無足輕重的幫派，隨時可能衰亡，急待整頓，令我有些失望，也不敢告訴同學這件英雄事蹟。我的受刑人朋友認為我應該放棄學業，專心一輩子替受刑人服務，我未能接受這個建議，至今良心不安也也。現在老了，仍有去監獄服務的念頭，可惜不能再去打籃球了，大概只能替一些受刑人補習功課。
我喜歡旅行，而且特別喜歡去荒野的地方去，“荒原之旅”就是描寫我去蘇格蘭荒原去玩的經驗。事後我才知道蒼穹島是英國文學家必去之地。我最近常有機會和外國大學校長談天，發現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去過蒼穹島。
我非常厭惡死刑，我認為這是一種野蠻而且殘忍的行為，尤其令我不安的是隱藏在死刑背後的報仇心理。身為基督徒，寬恕對我而言是極為容易的，我總希望大家能夠寬恕別人，不要致人於死地，這就是我寫“我已長大了”的原因。我記得教宗曾親自去拜訪當年刺殺他的人，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可是我相信教宗一定寬恕了刺殺他的人，為什麼其他人不能做到這點呢？一個成熟的人，一定能寬恕別人。一個社會也是如此，也許有一天，我們的社會能夠成熟到廢止死刑的地步。
至於“車票”的故事，一半是真的。德蘭中心的孩子多半來自破碎而窮困的家庭，來自山地的更加多。他們離開以後，雖然不見得能夠找到高薪的工作，可是個個都能在社會上勤奮地工作，從未聽過有任何孩子變壞的新聞。我因此感到在德蘭中心的孩子也許比在那些有問題家庭的孩子更加幸福。在那裡，我也聽到了很多媽媽假裝阿姨去看孩子的故事，我也親眼看到孩子在修女們晚禱時倒在修女的懷裡睡著了，或者在祭台下玩耍。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變成了“車票”。
有一次，我發現有一家電視台播放了一齣電視劇，這電視劇完全是根據我的“車票”改編的，可是他們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和他們聯絡了以後，發現編劇的確沒有看到“車票”，而是聽到了陳履安院長的廣播，我打電話去問陳院長，才知道陳院長是從一位老和尚那裡聽來的。
曾經有一家電視台和我聯絡，要正式將“車票”改邊成電視劇，我大喜過望，可惜這件事因為那家電視台人事改組而胎死腹中，可惜也沒有了
我常有機見到一些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這些人的頭銜都特別多。有一位的頭銜太多，一張名片寫不下，只好將名片設計成折搨式的，我看了以後，想起奧匈帝國那些偉大皇帝去世的儀式。皇帝去世以後，遺體送到一家隱修院去下葬。隱修院大門深鎖，皇帝的隨從敲門，裡面的修士會問“來人是誰？”，隨從就大聲地回答說“奧匈帝國某某皇帝”，對方不回答，隨從再敲門，裡面又問“來人是誰？”，由於皇帝的頭銜很多，隨從就選一個比較低的頭銜。如此，頭銜一降再降，隱修院卻一直不肯開們，直到隨從說“這是一個可憐的罪人”，隱修院這才開門，讓皇帝遺體進去。
我根據這種儀式寫成了“我是誰”，唯一不同之點，是我注入了比較積極的意義。畢竟，當我們去世的時候，所有的頭銜都沒有意義了，只有我們當年做過的好事才有意義。我不敢奢求“我是誰”會對別人有多大的影響，至少對我而言，這篇文章永遠是個警惕。!
我在美國有好幾個盲人朋友，有一些是生下來就全盲的，他們和我談天時，常常嘲笑那些對美國黑人歧視的人。理由很簡單，他們從來不能瞭解顏色的意義，因此他們判斷人，從不會考慮人的膚色，我也就根據這種情形而寫了“視力與偏見”。
我很多文章的靈感來自和朋友的聊天。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訴我洋人的一種說話，那就是“如果你年過六十，而沒有任何一種病，那你一定已經死掉了”
我就根據這句話，寫出了“十全十美的一天”。
我常和龔士榮神父聊天。 有一天，他談起很多人不敢看自己的真面目，當時我們在電話裡通話，“真面目”三個字使我立刻想到一個有趣的故事，我立刻匆匆忙忙地掛下電話，開始構想，當天晚上就寫成了“真面目”，我當然忍住加入了一些人工智慧，因為我過去是研究人工智慧的。
我有很多鑰匙，道理很簡單，我家有一輛車，公家也有車，再加上腳踏車和機車，車子的鑰匙就有七把之多。我在新竹有家，在台中有宿舍，我在清大仍保有一間研究室，在靜宜也有辦公室，這些又使我經常要帶一大堆進門的鑰匙。
有一天，我在宿舍後院裡澆花，澆完以後，才發現我沒有帶後門的鑰匙，而後門已鎖上了，我只好爬牆出去，當時我為了過癮，赤了腳在院子裡走，這下糟了，我不但要爬牆，而且還要在街上赤了腳走一大段的路。好在我住的地方人口稀少，我的狼狽沒有人看到，可是這已經使我痛恨鑰匙所帶給我的煩惱。當天，一位神父告訴我，德蕾莎修女屬下的修士們不帶任何鑰匙，因為他們沒有值錢的財產。我在一週內寫出了“鑰匙
其實我在服預官役的時候，就有一個想法，我認為我最快樂的人就是我在“鑰匙”那篇文章中所描寫的那種修士，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聽了以後非常有同感，可是他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天下那有這種人，最近我碰到了德蕾莎修屬下的修士們，總算親眼看到這些沒有鑰匙煩惱的人。
除了聽別人談話以外，我的靈感也來自“看”。幾年前，我在一家美術館裡看到一幅畫，其中是一所大教堂，一些莊嚴的紅衣主教在裡面互相談天，而一些乞丐也在向他們求乞，主教們顯然完全不理會他們。這幅畫永遠印人我的腦海。
有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飯的時候，看到報上一張大饑荒的照片，我當時的動作是趕緊翻到下一頁去，道理很簡單，我不願讓大饑荒的慘像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以致吃不下早飯。事後我的翻報動作使我覺得自己好丟臉，也使我想到主教不理會乞丐的情景，不久我就寫出了“富翁與乞丐”。我想告訴讀者，只要你心裡承認窮人的存在，你就會看到窮人。文章登出後，很多讀者告訴我他們對這篇文章的詮釋，都和我的原意不一樣，可是都很精彩。
一年以前，很多雜誌和西方新聞媒體大肆攻擊巴西政府，因為一些警察槍殺在街頭露宿的小孩子，最可惡的是，警察總監竟然還說這些孩子是治安的毒瘤，好像警察槍殺他們乃是替天行道，我當時在審查一件工業局的資料庫管理系統，“胎記”就是這樣寫成的。
也就在那個時候，很多科學雜誌大談藥物對於人性格的影響，我卻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情操絕不是藥物所能控制的，我又常常希望大家知道“愛人”比“被愛”重要得多，這些觀念加在一起，寫成了“副作用”。
我的職務使我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這些人都是一般人最羨慕的人，可是根據我的觀察，他們普遍地有不安全感，和一般的理髮師，菜販等人比起來，這些人緊張多了。我也一直反對在人類中強調物競天擇，因此就寫出了“週五的夢魘”。有一些同事說這篇文章講的是我自己，絕無此事也。
我厭惡死刑，更厭惡戰爭。有一天，在報上看到一張禿鷹著跟在一個垂死女孩的照片，心中大受震動，“我只有八歲”，就是這樣寫成的。更有一天，我看到一則新聞，講得是波西尼亞的戰爭，開炮的地方卻是一個風景絕美的山谷。第二天，我騎車走過工業院的宿舍，發現一株丁香花的樹正在盛開之中，這株樹給了我靈感，使我寫出了“山谷裡的丁香花”。
我對美國人在越戰時使用落葉劑和汽油彈，一直反感極深，有一位美國的海軍將領，他的兒子當年在越戰被落葉劑所害，得了癌症，而這位海軍將領正是指揮散發落葉劑的人。“紐特，你為什麼殺了我？”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我要向世人控訴，戰爭不僅帶來了生命和財產上的損失，而且更殘害了人類的良心
我在印度的經驗，是很難形容的。在垂死之家，一位年輕的窮人和我建立了感情，神父來做彌撒的一小時內，他握住了我的手不放。我常想，如果我仍在做義工，總有一天，要由我送他出院，我要叫輛計程車，送他去過去求乞的地方，他繼續他的求乞生涯，我則坐上計程車，回去過我舒適的生活。我已五十七歲，仍有一些“前途”，他只有十幾歲，卻早已沒有前途了。每次想到他，我就感到不安。
但丁神曲中形容地獄時，說在地獄的門口，有一個牌子，牌子上說“將希望放下來”，意思是：地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到過印度以後，我才深深體會到，很多窮人是生下來就沒有希望的。
像德蕾莎修女說“愛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關心”，我一連寫了四篇有關窮人的文章，“讓高牆倒下”，“屋頂”，“握住垂死窮人的手”，“來自遠方的孩子”，無非是希望能借我的一支禿筆，喚起大家對窮人的關懷。
人類的貧困，一定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我不知道如何能解決人類的貧困問題，可是我知道，只要我們不窮的人對窮人漠不關心，再過幾千年，人類的貧困恐怕還會存在。
慚愧得很，我一直沒有度過任何困苦的日子，我甚至沒有遭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我總覺得社會對我太好，我對社會的回饋太少。因此這本書的版稅，我全部捐給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頑童們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點。
常有人問我，你平常要教書，要做研究，還要管行政，如何能寫文章？我的祕訣是多聽，多看和多思想，只要我常常想問題，寫文章的靈感大概不會難得到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對事物有任何想法了，一定也就寫不出任何一篇文章出來。
日如有所思，夜即可有所寫。
我感謝我的天主教信仰，如果有人覺得我的文章有點內容，多半是由於我有宗教信仰的原因。
我要感謝亞玄和陳義芝先生，他們兩位文壇先進提拔了我這個新人。我更要謝謝陳榮新，王錦建和林華彥先生，我到台北去開會，他們常和我同行，我有故事的構想，必定會先講給他們聽，故事的結尾最為重要，我常常和他們商量故事的結尾該如何寫，他們也永遠給我非常好的建議。